七 团里费用难摊派 海关过货靠时间
想起跑团的日子，跑来跑去真不容易，团员的生活风餐露宿，走哪哪是家。人们每次从满洲里出发，不但要上好货，还要准备好给养。我一般带些生活必需品和做菜的调料以及咸菜大酱，自己能拿多少就带多少，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而有些人能干，什么都要拿，甚至中国大米、中国豆油、中国酒、粉条、猪肉外带酸菜，恨不得把家都搬去。带的东西多了，自己肯定拿不了，就放在货车里。有在那边做盒饭生意的人，把一袋袋大米、一捆捆方便饭盒，也都扔在货车里。
俄罗斯海关是看货估堆收缴关税的，团里再把关税和运费按货物多少分摊给个人，吃亏占便宜的就那么的了，有意见的背地里说几句也没人在乎。这些情况团长也知道，不过没法弄得过细，因为凡是往车里放东西的人，都是和自己有过往的朋友，他们想借光沾点便宜就由他们吧。
对这些不可必免的情况，人们逐渐习以为常了。但偶尔也会发生棘手的问题，月初，那是我第六次走团，就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为了能在圣诞旺季多赚些钱，我们上了许多货，还大胆地上了几十件仿裘皮大衣。这款货虽然应季，却是高价位压本钱的东西，要有点风险意识才敢上它。在分摊搬运费和运输费的时候，团员之间就发生了争执。
实际是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来自货物的费用，就应该按货分摊下去。可是有人提出了新招法，要按人头摊派。此主张一经提出，立刻出现了两派相争的局面：家有一个人的举双手赞成，两个人一起来的坚决反对，我和大姐当然站在两个人这边。一人派自知理亏，说话有些底气不足，但还是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。二人派据理力争，毫不相让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，一人派就默不作声了。
一会儿，又有个不服气的说：“这事儿不算完，等到地方告诉俺家那位！”
对方立马有人反对：“拿你搭伙的吓唬谁，他不就是鼻子大头发长吗？还敢把谁咋地了？”
还有人说：“不用等到地方，搁这儿就弄个明白！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！”
这时，我想起了当年文艺宣传队唱的那句歌词，本想当个笑话平息这场争论，就信口说了出来：“东风吹，战鼓雷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”
话音刚落，只见一人派若有所思地望着我，二人派却感到很得意。噢，我明白了，因为这话本来就挺生硬，我的语气又太像当年了，严肃的不是个地方。
于是我灵机一动，把接下来的词：“不是人民怕美帝，而是美帝怕人民！”改成：“不是你们怕我们，也不是我们怕你们。”又自编了一句：“为了来挣人民币，相聚一起不容易。”我看着他们说完了这两句话，气氛缓和了许多，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团长接着说：“大家跑团都不容易，我领团也不容易。以后，我们尽量按常规办事，别出难题，遇事儿多让着点，理解万岁吧！”
跑团的人忙，海关也忙，每天要放无数个团出入关。出中国海关容易，入俄罗斯海关就难了。我们每次出发那天都要起个大早，顾不得吃早饭就得上汽车，因为过关汽车要早早去海关排队。通过检查，团员们总能先于货车走出海关，但必须等货车出关后，我们才能起程。一辆载货的卡玛斯从进关到出关，说不准要多少时间，我们要耐心地等待。围绕关税高低的问题，双方要进行反复的磋商，海关人员通过检查货物，有各种理由增加你的税款。这时，翻译的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口语好、应变能力强的，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翻译，事情就好办些，否则就不一样了。听说有一次，一个团的关税定得特高，为了避免赔本，好几个女团员给海关人员跪下求情，终于感动了他们，做了适当减免。
这次，我们赶在新年前出团，俄罗斯海关查得非常严。早晨刚开关货车就进去了，直到下午4点多钟还没出来。12月份的白天很短，天已经全黑下来了，我们还等在山上。光秃秃的后贝加尔山，没有可遮风的地方，呼呼作响的北风，好像穿透了人们的骨头，尽管我们都穿得很多，还是冻得直打寒战。我穿的绿色军大衣，此时感觉特别薄，冻得我上下牙直打仗。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件为朋友代卖的皮大衣，就拿出来套在身上，算是能挺住了。大姐穿着厚羽绒服，还冻得在地上不停地跺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呼啸的北风仿佛还响在耳边，美丽“冻”人的镜头似乎又浮现在眼前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，挨冻在后贝加尔山上冷得那才叫深刻。团员们真冻急了，有个流清鼻涕的主骂上了：“这帮管事的可真够坏的，想把俺冻死在山上啊？”有人接茬说：“别骂了，今天能让咱们出关就是万事大吉。去年我走别的团，等了一天的汽车愣是没进来俄罗斯海关，害得我们在“三不管”待了一夜。那家伙冷的，差点没把我们冻死。有人捡把柴火笼起了火，又烧了两个破汽车轮胎大伙围着暖暖身子。天亮了，互相看着对方的模样都憋不住笑了，一个个的小脸儿让烟灰熏得黑乎乎的，像刚从煤洞里钻出来似的。”
时钟在不停地转动，团员们心急如焚：“如果再等会儿卡玛斯还不出来，我们可赶不上火车了。”“过关嘛，总得靠到时候才拉倒。”人们正说着，翻译小跑着出来了：“快，把税款拿来！”“来了。”团长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卢布，急匆匆的和翻译交关税去了。几分钟后，被困一天的卡玛斯，像获得新生一样向我们驶来。团长招呼着：“快！去火车站，关税到地方再摊。”
在团长的带动下，全团的人撒腿就往火车站跑。个儿大腿长的跑在前边，我们几个年龄稍大的女人被远远地落在后头。
从后贝加尔往里走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，眼看开车的时间快到了，累得我们呵吃带喘。这时，只希望跑在前边的人能够先上车，那样火车就会等我们，我正想着，传来了火车起动的声音。顿时，人们都停下了脚步，心劲儿一没腿就软了，我一下子瘫在地上。还没等我站起来，团长又命令大伙：“搭车去博尔甲！”坐汽车追火车，听起来是个笑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火车要停的第一大站是博尔甲，停车时间有十几分钟，而且火车走的是弯道，我们坐汽车抄近道，完全可以追上火车。
海关附近出租车有的是，大家三三两两迅速地上了车，向博尔甲方向赶去。夜色中，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博尔甲的影子，心里刚刚踏实些，意外事件戏剧般地发生了。交警截住了所有坐着中国人的出租车，命令司机：“向后转，回后贝加尔！”回后贝加尔？为什么？人们互相交换着目光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由猜想，不许分说，我们稀里糊涂地被拉回后贝加尔，汽车在后贝加尔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。等候在那里的警察马上打开车门，向车里人喊道：“下来！”旁边还站着一个手拿警棍的警察，每下来一个人，他都要喊一声：“快点！”然后就给你一警棍，好像我们就是犯人。这一警棍来得太突然，是我在俄罗斯的四年里，第一次受到的惩罚。
警察局走廊两侧站满了中国人，看来被截回来的不止我们团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疑惑的表情，人们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“肃静！”一个领导模样的女警察走出来说：“请大家不要误会，因为特殊情况，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人，所以请你们来帮忙。”我们能帮什么忙？大家更糊涂了。突然，一个特殊打扮的中国人的出现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。不知他是那部电影里的残兵败将，脑袋上缠着被血染红的绷带，胳臂固定在一块木板上，木板用绷带吊在脖子上。女警官同他一起从我们眼前走过，只见他满脸的忧郁，目光犹如两把利剑，扫射在人们的脸上。人们明白了，他在寻找那个警察要找的人，也是伤害他的人。我们知道，他多么希望能亲手抓住那个对手，可是这里没有那个人。他失望地向女警察摇摇头，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有知情人说，当天下午，在海关外有两伙踩包的打起来了，造得头破血流。一伙人被干败了，那绷带人被砍后报了警。警察的第一个反应是抓罪犯，于是开始在公路上堵截汽车，我们就都成了嫌疑犯。啊？什么是踩包人？踩包人都是中国来的混子，靠勒索人活着。他们看谁不顺眼，踩在你包上就要钱，不给就动硬的。他们认为，国外是世外桃源，可以胡作非为。他们比猴都精，有充分的对付警察的经验，而不会用搭车这个愚蠢的办法，明目张胆地在警察眼皮底下逃跑。
经过这么一折腾，火车是别想撵了，只好第二天走。可是住宿又成了问题，后贝加尔的几个旅店都已客满。怎么办，人们围在旅店服务室的吧台前，一时没了主意。有人说：“今晚咱们就在这儿了，总不能让咱们去蹲马路吧。”看我们这么为难，感动了两个好心的服务员，她们把我们送回家，床上没地方，我们就睡在地板上，总算有个安歇之处。那个骂海关的又骂上了：“该死的踩包人，把老子害苦了，让我这贵体睡地板，真乃折杀我也！”挨着他那位说：“这叫踩包之人惹是非，害得咱急驶路上被谴回。你也别拽了，还贵体，加个之字就成遗体了，睡哪还不行？我们跑团人的生活就得这样过：背着行包，带着吃喝，走哪哪是家，睡哪都快活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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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海关是看货估堆收缴关税的，团里再把关税和运费按货物多少分摊给个人，吃亏占便宜的就那么的了，有意见的背地里说几句也没人在乎。这些情况团长也知道，不过没法弄得过细，因为凡是往车里放东西的人，都是和自己有过往的朋友，他们想借光沾点便宜就由他们吧。
对这些不可必免的情况，人们逐渐习以为常了。但偶尔也会发生棘手的问题，月初，那是我第六次走团，就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为了能在圣诞旺季多赚些钱，我们上了许多货，还大胆地上了几十件仿裘皮大衣。这款货虽然应季，却是高价位压本钱的东西，要有点风险意识才敢上它。在分摊搬运费和运输费的时候，团员之间就发生了争执。
实际是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来自货物的费用，就应该按货分摊下去。可是有人提出了新招法，要按人头摊派。此主张一经提出，立刻出现了两派相争的局面：家有一个人的举双手赞成，两个人一起来的坚决反对，我和大姐当然站在两个人这边。一人派自知理亏，说话有些底气不足，但还是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。二人派据理力争，毫不相让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，一人派就默不作声了。
一会儿，又有个不服气的说：“这事儿不算完，等到地方告诉俺家那位！”
对方立马有人反对：“拿你搭伙的吓唬谁，他不就是鼻子大头发长吗？还敢把谁咋地了？”
还有人说：“不用等到地方，搁这儿就弄个明白！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！”
这时，我想起了当年文艺宣传队唱的那句歌词，本想当个笑话平息这场争论，就信口说了出来：“东风吹，战鼓雷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”
话音刚落，只见一人派若有所思地望着我，二人派却感到很得意。噢，我明白了，因为这话本来就挺生硬，我的语气又太像当年了，严肃的不是个地方。
于是我灵机一动，把接下来的词：“不是人民怕美帝，而是美帝怕人民！”改成：“不是你们怕我们，也不是我们怕你们。”又自编了一句：“为了来挣人民币，相聚一起不容易。”我看着他们说完了这两句话，气氛缓和了许多，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团长接着说：“大家跑团都不容易，我领团也不容易。以后，我们尽量按常规办事，别出难题，遇事儿多让着点，理解万岁吧！”
跑团的人忙，海关也忙，每天要放无数个团出入关。出中国海关容易，入俄罗斯海关就难了。我们每次出发那天都要起个大早，顾不得吃早饭就得上汽车，因为过关汽车要早早去海关排队。通过检查，团员们总能先于货车走出海关，但必须等货车出关后，我们才能起程。一辆载货的卡玛斯从进关到出关，说不准要多少时间，我们要耐心地等待。围绕关税高低的问题，双方要进行反复的磋商，海关人员通过检查货物，有各种理由增加你的税款。这时，翻译的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口语好、应变能力强的，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翻译，事情就好办些，否则就不一样了。听说有一次，一个团的关税定得特高，为了避免赔本，好几个女团员给海关人员跪下求情，终于感动了他们，做了适当减免。
这次，我们赶在新年前出团，俄罗斯海关查得非常严。早晨刚开关货车就进去了，直到下午4点多钟还没出来。12月份的白天很短，天已经全黑下来了，我们还等在山上。光秃秃的后贝加尔山，没有可遮风的地方，呼呼作响的北风，好像穿透了人们的骨头，尽管我们都穿得很多，还是冻得直打寒战。我穿的绿色军大衣，此时感觉特别薄，冻得我上下牙直打仗。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件为朋友代卖的皮大衣，就拿出来套在身上，算是能挺住了。大姐穿着厚羽绒服，还冻得在地上不停地跺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呼啸的北风仿佛还响在耳边，美丽“冻”人的镜头似乎又浮现在眼前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，挨冻在后贝加尔山上冷得那才叫深刻。团员们真冻急了，有个流清鼻涕的主骂上了：“这帮管事的可真够坏的，想把俺冻死在山上啊？”有人接茬说：“别骂了，今天能让咱们出关就是万事大吉。去年我走别的团，等了一天的汽车愣是没进来俄罗斯海关，害得我们在“三不管”待了一夜。那家伙冷的，差点没把我们冻死。有人捡把柴火笼起了火，又烧了两个破汽车轮胎大伙围着暖暖身子。天亮了，互相看着对方的模样都憋不住笑了，一个个的小脸儿让烟灰熏得黑乎乎的，像刚从煤洞里钻出来似的。”
时钟在不停地转动，团员们心急如焚：“如果再等会儿卡玛斯还不出来，我们可赶不上火车了。”“过关嘛，总得靠到时候才拉倒。”人们正说着，翻译小跑着出来了：“快，把税款拿来！”“来了。”团长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卢布，急匆匆的和翻译交关税去了。几分钟后，被困一天的卡玛斯，像获得新生一样向我们驶来。团长招呼着：“快！去火车站，关税到地方再摊。”
在团长的带动下，全团的人撒腿就往火车站跑。个儿大腿长的跑在前边，我们几个年龄稍大的女人被远远地落在后头。
从后贝加尔往里走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，眼看开车的时间快到了，累得我们呵吃带喘。这时，只希望跑在前边的人能够先上车，那样火车就会等我们，我正想着，传来了火车起动的声音。顿时，人们都停下了脚步，心劲儿一没腿就软了，我一下子瘫在地上。还没等我站起来，团长又命令大伙：“搭车去博尔甲！”坐汽车追火车，听起来是个笑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火车要停的第一大站是博尔甲，停车时间有十几分钟，而且火车走的是弯道，我们坐汽车抄近道，完全可以追上火车。
海关附近出租车有的是，大家三三两两迅速地上了车，向博尔甲方向赶去。夜色中，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博尔甲的影子，心里刚刚踏实些，意外事件戏剧般地发生了。交警截住了所有坐着中国人的出租车，命令司机：“向后转，回后贝加尔！”回后贝加尔？为什么？人们互相交换着目光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由猜想，不许分说，我们稀里糊涂地被拉回后贝加尔，汽车在后贝加尔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。等候在那里的警察马上打开车门，向车里人喊道：“下来！”旁边还站着一个手拿警棍的警察，每下来一个人，他都要喊一声：“快点！”然后就给你一警棍，好像我们就是犯人。这一警棍来得太突然，是我在俄罗斯的四年里，第一次受到的惩罚。
警察局走廊两侧站满了中国人，看来被截回来的不止我们团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疑惑的表情，人们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“肃静！”一个领导模样的女警察走出来说：“请大家不要误会，因为特殊情况，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人，所以请你们来帮忙。”我们能帮什么忙？大家更糊涂了。突然，一个特殊打扮的中国人的出现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。不知他是那部电影里的残兵败将，脑袋上缠着被血染红的绷带，胳臂固定在一块木板上，木板用绷带吊在脖子上。女警官同他一起从我们眼前走过，只见他满脸的忧郁，目光犹如两把利剑，扫射在人们的脸上。人们明白了，他在寻找那个警察要找的人，也是伤害他的人。我们知道，他多么希望能亲手抓住那个对手，可是这里没有那个人。他失望地向女警察摇摇头，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有知情人说，当天下午，在海关外有两伙踩包的打起来了，造得头破血流。一伙人被干败了，那绷带人被砍后报了警。警察的第一个反应是抓罪犯，于是开始在公路上堵截汽车，我们就都成了嫌疑犯。啊？什么是踩包人？踩包人都是中国来的混子，靠勒索人活着。他们看谁不顺眼，踩在你包上就要钱，不给就动硬的。他们认为，国外是世外桃源，可以胡作非为。他们比猴都精，有充分的对付警察的经验，而不会用搭车这个愚蠢的办法，明目张胆地在警察眼皮底下逃跑。
经过这么一折腾，火车是别想撵了，只好第二天走。可是住宿又成了问题，后贝加尔的几个旅店都已客满。怎么办，人们围在旅店服务室的吧台前，一时没了主意。有人说：“今晚咱们就在这儿了，总不能让咱们去蹲马路吧。”看我们这么为难，感动了两个好心的服务员，她们把我们送回家，床上没地方，我们就睡在地板上，总算有个安歇之处。那个骂海关的又骂上了：“该死的踩包人，把老子害苦了，让我这贵体睡地板，真乃折杀我也！”挨着他那位说：“这叫踩包之人惹是非，害得咱急驶路上被谴回。你也别拽了，还贵体，加个之字就成遗体了，睡哪还不行？我们跑团人的生活就得这样过：背着行包，带着吃喝，走哪哪是家，睡哪都快活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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